宋代是中国学术复兴的重要时期，史学方面的成果尤其卓越，两宋三百年，史学空前发展，史著、史论非常丰富，史学巨匠层出不穷。范祖禹的史学思想与论著，既富有鲜明的时代特色，又有着深刻的个性主张，而在他史学思想中所体现出来的理学精神，正符合两宋时期史学与理学相辅相成的互动特征。
北宋前期的史学发展
经历了五代时期的动荡不安，公元年，北宋王朝建立。赵匡胤重新统一中原，历史自此掀开新的一页，*治经济都较前代有诸多的发展和变革，相应的，宋人的文史观也有了很大的变化，无论是修史活动抑或史学思想，比之于前代都有较大的突破，唐朝自极盛至极衰的转变对宋人触动很深，如何建立、完善一套行之有效的统治制度，成为治国者的当务之急。
宋初的统治者，为了丰富他们的统治经验，对修史工作都极为重视，官修史学在宋代得到迅速的发展宋代士大夫强烈的“以天下为己任”的责任心，使得宋人的史学研究多数都带有强烈的现实意义。
而在宋学思想的影响之下，宋代的史学著作又不可避免的受到经学的影响除此之外，印刷术的普及也大大促进了宋学思想的流传，一方面，学者的知识领域得到了扩充，另一方面，勾栏瓦肆中“讲史”活动的兴起，也促进了史学作品的通俗化。
因此，自北宋初年起，史学的发展非常迅速，最终推动发展至中国史学史的最高峰。
“正统论”与“尊王攘夷”思想的兴起
北宋一直处于一个尴尬地位，对外，幽燕无力收回，辽、西夏虎视眈眈。对内更是危机重重，沿袭了五代*治模式所建立的宋王朝，从一开始就处于一个非正统的位置，陈桥兵变和随后的“斧声烛影”，都使得北宋*权建立的合法性和合理性都十分引人怀疑。
为了对抗这种怀疑，北宋初期从诸多方面都展开了大刀阔斧的行动“杯酒释兵权”、二府三司的分立、转运使的设置，其目的都是为了建立一个稳定的中央集权的王朝，灭北汉、雍熙北伐、直至檀渊之盟，也终于为北宋营造了一个相对稳定太平的外部环境。
与这些*治、经济活动相应，思想界也出现了新的动态北宋初年的文人士大夫，以前所未有的热情投入到“王朝正统”的讨论当中，“正统论”的兴起与“尊王攘夷”思想的勃发，与宋初的紧张局势有直接的关系，也深刻的影响到了其后的*治与文化，而史学，更是直接受到了这股文化潮流的影响，呈现出大不同于前代的面目。
“正统”一说在中国由来已久，在宋代以前，关于“正统”的典型说法是“五德三统”之说。汉代大儒董仲舒力倡“三统”之说，认为每个朝代之始，都应循例改正朔，易服色，以顺天意。
东汉班固著《白虎通义》，将这种理论体系作了更加详尽的发挥和渲染。以“五行三统”说确立新朝的“德运”就成为维护王朝统治权合法性的一个重要工具。
然而，入宋之后，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，宋学的兴起，义理之学取代了传统的章句之学，汉儒所推崇的“天人感应”之说也有所突破，渐为宋人所倡导的“内圣外王”之道所代替，“五德三统”不再是确立王朝正统的唯一标准，“德运”开始受到质疑。
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欧阳修，欧阳修将个人的道德修养和国家的长治久安相联系，重视对君德的培养，这在他的史著《新五代史》、《新唐书》中都有明显的反映。
与正统观念直接联系的即是“尊王攘夷”思想的复兴。宋承五代之乱，初建国即忧患重重，因此，不仅*治上要通过多种手段加强中央集权，亦要在思想文化领域强化“尊王攘夷”的意识，确立君主的绝对权威，反映在史学思想方面，即是“春秋学”的兴起。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是“宋初三先生”中的孙复。
以“宋初三先生”为代表的儒士们如此看重《春秋》，正是希望藉以弘扬君臣之伦，华夷之辩，“春秋学”自此称为宋代学术的重要一支。
“正统论”和“尊王攘夷”思想在宋朝初年经欧阳修、孙复等人的弘扬，自此成为宋代史学观念的主流，理学开始逐渐渗入到史学领域，至范祖禹著《唐鉴》，理学与史学相辅相成的特性已经十分明显。
范祖禹的生平与交游
经过了北宋前期的发展，宋代的学术开始突破前代的旧格局，伴随着激烈的变法运动而来的是“疑古”和“发明经旨”相结合的学术潮流。这一学术思潮反映在史学领域所体现出来的特色，就是史学的经学化和现实化。
这一时期的史学家，往往是理学家和*治家兼而有之，他们的史学思想与史学著作，也多在注重现实的“借鉴”作用的基础之上，又蕴含有深刻的哲学思辨精神。范祖禹位列其中，并非最为出色的一位，但是他的史学思想与论著，既富有鲜明的时代特色，又有着深刻的个性主张，而在他史学思想中所体现出来的理学精神，也正符合两宋时期史学与理学相辅相成的互动特征。
范祖禹的生平
范祖禹（一），成都华阳人。生于宋仁宗康定二年，卒于哲宗元符元年，享年五十八岁。范祖禹出生于名门望族华阳范氏，其叔祖父为北宋名臣范镇。
范祖禹自幼喜好读书，学识颇广。嘉枯八年（）年，随范镇至京城汁梁，所接触的都是一时名人。其后不久，范祖禹中进士甲科，时年二十三岁。
宋神宗熙宁三年（）年，司马光组织修撰《资治通鉴》，范祖禹作为编修人员之一负责唐代部分的撰写工作，自此长居洛阳十五年。其间他一心撰写《资治通鉴》，不事进取，赢得司马光的赏识，编修《资治通鉴》这一段经历，对范祖禹史学思想的形成影响颇多。
元丰七年（）年，《资治通鉴》修成，司马光推荐范祖禹任秘书省正字。其时王安石虽已退居江宁，但亦十分看重范祖禹。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国与范祖禹交好，曾示意范祖禹去拜谒王安石，但范祖禹因*见不同，终不为名利所动，未尝拜谒。
富弼致仕以后长居洛阳，很少与人接触，唯独对范祖禹青睐有加。富弼病危之际，召范祖禹授以临终密疏，责备王安石新法误国，弊端无穷，言辞十分激切。富弼去世后，范祖禹不惜得罪王安石，坚持将富弼临终所托之言上奏朝廷。虽终无果，但为人之耿介，可见一斑。他保守持重的*治理念，在其史学著作中，也多有反映。
绍圣元年（）年，与章惊同修《神宗实录》，绍圣三年（）年，范祖禹因撰修《神宗实录》刊落事迹、变乱美恶等罪，连贬武安*节度副使，昭州别驾，安置永州、贺州二地，后又迁往宾州、化州二地安置。元符元年（）年秋十月，卒于化州，客死他乡。
范祖禹日常“平居恂恂，口不言人过”，但于是非关节之处，往往坚持原则，据理力争，体现出了净臣的铮铮铁骨，这在他的史学著作中也多有体现。
范祖禹著作颇丰，除参与编撰《资治通鉴》外，还独自撰有《诗解》一卷，《唐鉴》十二卷，《帝学》八卷，文集五十卷，《仁皇*典》六卷，以及《祭仪》一卷，《古文孝经说》一卷等著作。被后人称为“唐鉴公”。
范祖禹居洛期间与二程等人的交往
范祖禹的史学思想，既受叔祖父范镇家传，又受到司马光十几年如一日的指点提携，但其思想既不同于范镇这种老派儒者，也与司马光在《资治通鉴》中所体现出的经世致用思想有一定的差别。范祖禹史学思想中强烈的义理化倾向，似乎更受到与他同时代的理学家们的影响。
熙宁三年（）年，范祖禹受司马光举荐参修《资治通鉴》，自开封来到洛阳，自此居洛十五年，直至元丰七年（）年书成。当时以洛阳为中心，辐射至周边颖昌今河南许昌等地，聚集了司马光、范镇、吕公著、范纯仁、程颐、程颢、韩维、邵雍等名士。
范祖禹处于这些优秀学者之间，在思想上也自会受到其影响。范祖禹的史学思想也确实受到了二程的影响，《唐鉴》和《帝学》之中，关于“正统论”的看法以及关于皇帝锤炼“心性”的意义，都与北宋的理学家的理念有深厚的联系，尤其是关于，’心性论”的诸多看法，将理学观念融入史学著作之中，是宋代义理化史学著作的典型，故无论当世还是后世，都深得理学家们的赞誉。